我的新房东是阿格尼丝·克莱因夫人。她带我看了一间每星期十二美元的屋子，一间真正的屋子，不像第六十八大街的奥斯丁夫人租给我的那个楼道尽头的隔间。屋子里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靠窗的角落有个小沙发。几个月后，我弟弟迈克尔从爱尔兰来了可以睡在那儿。

我还没进门，克莱因夫人就对我说起了她的过去，叫我不要匆忙下结论。她的姓可能是克莱因，但那是她那犹太丈夫的姓，她自己的姓是坎蒂。我应该很清楚再也没有比那个姓更具爱尔兰特征的了。如果我在圣诞节没地方可去，可以和她，以及她丈夫留下的儿子迈克尔一起过圣诞节。她丈夫埃迪是她所有麻烦的根源。战争爆发前，他和他们四岁的儿子迈克尔跑到德国，因为他母亲快不行了，他盼望着继承她的财产。当然，他们，包括他母亲在内的整个克莱因家族都被送到了集中营。对该死的德国纳粹说迈克尔是出生在华盛顿高地的美国公民根本没有用。她再也没见着丈夫，但迈克尔幸存下来。战争结束时，这个可怜的孩子终于能对美国人说他是谁了。她说她丈夫留下的儿子就在大厅尽头的一间小屋子里，我应该在圣诞节那天下午两点去她的厨房，在晚饭前小酌一杯。不会有火鸡，如果我不介意，她想做欧式菜。不要说是，除非我真的这么想。如果我有地方去，有做土豆泥的爱尔兰姑娘，就不用来吃圣诞晚餐了。不用担心她。这不是她第一个只有大厅尽头她丈夫留下的迈克尔陪伴的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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