笞杖本是刑罚方法，但在封建社会，这种刑罚还广泛作为刑讯的手段。前述秦朝李斯之事就是著例。“据温舒所言，考囚之酷，秦为最甚，夏侯婴以受伤人，而笞掠至数百之多，其他之恣意笞掠更可知矣。”隋朝之后，以笞杖作为考掠刑讯之工具一直都被保留，其残酷性较之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上文已述，唐笞刑分五等，从十到五十，但讯问考囚却不受此限，当时的法律规定：“诸考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两百”，远超笞刑的最上限，考囚所用的刑具称“讯囚杖”长度和一般的笞杖相同，为三尺五寸，但其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径二分二厘，比一般的笞杖要大要宽得多。至于司法官员的法外用刑，更是不可胜数，以至唐人牛希在《刑论》中指出：“棰考之下，易以强抑……且桎梏之苦，笞杖之严，轻罪者愿重刑而获出，无辜者畏残害而求死。”宋朝的规定与唐朝如出一辙，按宋刑律，考掠总数不得超过两百，每次不过三十，但是司法官员并不受此限制，“州县不用荆子而用藤条，或用双荆合而为一，或鞭股鞭足至三五百”。元、明、清诸朝，审讯制度均继承唐宋，大量使用笞掠考囚，直到20世纪初的晚清修律，才在制度上将其废除。总之，作为刑讯手段的笞杖，其残忍性远远超过了五刑之中的笞刑和杖刑。

如果说笞掠考囚体现了古代刑罚的不受约束，那么廷杖就更是如此了。所谓廷杖就是由皇帝决定，在殿庭之上对违反旨意的大臣施用的杖刑。此制最初起源于东汉明帝的鞭杖九卿，隋唐时期被“发扬光大”，隋文帝、唐玄宗就非常偏爱“廷杖”。史载隋文帝杨坚“性猜忌”，“每于廷殿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如果刑吏不用力打，就要处斩，后来有两位大臣劝谏说：“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但杨坚却拒绝接受，两人只能以辞官相迫。结果反而杨坚感到疑惑，问道：“吾杖重乎？”大臣田元给他形容说：“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致死。”杨坚没法，只有除去廷杖。可是没过多久，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书触怒杨坚，“文帝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杨坚倒是一点也不避讳，他曾下诏解释为什么要用廷杖，理由是有些官员不听话，如果按照律法处理，其罪轻，然而以情理而论其罪重，不立即决罚，无以惩肃。那么什么是“情理”呢？估计纯粹只能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喜怒哀乐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官吏纷纷效法君上，史载当时“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和杨坚一样，唐玄宗李隆基也喜欢在朝廷之上，随心所欲，大发淫威。当时监察御史蒋挺触怒玄宗，玄宗以监决杖刑稍轻，敕朝堂杖之。黄门侍郎廷珪奏曰：“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士可杀，不可辱也。”但是，制命已行，蒋挺还是当廷被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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