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开始曾经介绍过塔西佗的《同时代史》，在此重新引用其开头部分：

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

首都罗马的穷凶极恶比帝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高贵的出身、富有、功绩甚至拒绝就任公职都被视为了犯罪。告发者可以得到赏金，企图躲避他们攻击的尝试结果只能带来程度更重的罪恶。因为对于告发者来说，不仅祭司、执政官这些象征名誉的官职，包括皇帝财务官等拥有实权的职位都是他们追求的报酬方式，社会因此被憎恨和恐怖笼罩。奴隶被收买从而背叛多年的主人，解放奴隶群起反抗旧主，甚至没有树敌的人也被朋友出卖。

据塔西佗称，这里写到的全部内容都是发生在公元81年到96年的图密善皇帝时代，我一直很佩服塔西佗的文笔，但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关于“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塔西佗的这一段非难用来评价因内战而无暇顾及祭祀活动的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三位皇帝可能还比较合适，形容图密善则不是很恰当。他曾经为了举行始于奥古斯都的“百年节”，从多瑙河的前线赶回遥远的罗马。在首都期间，他恪尽职守地担任了大祭司。

如果说有什么招致了怀古派塔西佗的不快，那可能就是图密善非常热衷于建设和修复供奉阿波罗、伊希斯等这些被罗马人视为外来神的神殿。并且图密善还有一个方面和尼禄比较相似，即积极资助发源于希腊的体育、诗歌、辩论等竞技大赛。他在占据帕拉蒂尼山一半面积的皇宫内也兴建了竞技场，这项每四年由皇帝主办的罗马式奥林匹亚赛会和真正的奥运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也会放下武器举行竞技，但罗马由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不存在内战了，所以只是单纯的竞技大会。

不过这种竞技大会由于有皇帝的资助，所以除首都和意大利本土之外，在行省也举办。竞技内容有标枪、铁饼、赛跑、拳击以及两匹或四匹马拉的战车竞速等，而且似乎没有出场资格的限制。

但是，这些竞技比赛不知为何遭到了喜欢希腊文化却讨厌希腊式竞技大会的罗马知识分子的抨击。与受人尊敬的塔西佗不同，就连并非顽固的反图密善分子的小普林尼在法国南部滞留期间也留下了一封为当地竞技大会停办感到欣喜的书信。从当时的这种“媒体”来看，即使图密善没有无视罗马历来的传统，至少看起来也差不多了。

不过，塔西佗说的“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却完全是误解。图密善执法非常严格，他甚至恢复了奥古斯都时代的《通奸罪法》。从图密善自身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行为轻浮、朝三暮四的人。

至于“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这一句，前半句是批评图密善的恐怖政治，后半句是说恐怖政治带来的灾难，问题是牺牲者到底是什么人。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反图密善的史学家们留下的数字比较可信，因为这部分正好是图密善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主要理由。

在图密善统治的15年期间，尤其集中在后半期，有八九人被处以死刑，五六人被处以流放刑，三四人因对公共生活感到绝望而隐居。

这些人几乎都是元老院元老。对于元老院元老塔西佗来说，他们是自己的同僚。此外，被从意大利本土流放出境的人还有一些占星师和希腊的哲学家。流放占星师是因为他们自称能够预知命运，从而蛊惑人心，骗取钱财。罗马的统治阶级历来对占星术不感兴趣，虽然罗马的生活压力很大，但罗马毕竟是“世界之都”。一旦有了钱，人就会搞一些算命占卜，自古至今都一样。对占星师的流放始于提比略时代，但不管如何驱赶，这些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又都回到了首都。

至于将希腊的哲学家们从意大利本土流放出境的处分，也有必要弄清当时哲学家都是些什么人。

希腊哲学直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一直很富于创造性，之后的哲学家们按当时罗马人的话来说就是“靠变卖老本过活的人”。然而，将地中海世界纳入统治之下的罗马人虽然对希腊人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却非常尊重他们的文化，因此希腊被罗马统治之后，哲学家们反而得到了更广阔的市场。雇用希腊人的家庭教师被视为有权有势、家境富裕的象征。大西庇阿和格拉古兄弟都接受过希腊学者的教育。雇用在当时以学问之都闻名的埃及亚历山大学习过的高卢人担任家庭教师的恺撒家在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倒算是个例外了。

但是，随着帝政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帝国全境的人才纷纷来到首都罗马。恺撒的教师优待政策成了打破希腊人垄断教育界这种格局的决定因素。图密善就是委托西班牙人昆体良编制教育课程的。“教师等同于希腊人”这种情况已经是历史了。虽然希腊语作为和拉丁语同等重要的国际语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变化，但已经变成由高卢人、西班牙人和北非出身的人教授希腊语的时代了。

亲眼看到自己的市场减少时，当事人首先考虑的就是创造出别人没有的特色，于是自称哲学家的希腊人开始高谈起民主体制和暴君的对立关系来。关于这二者的素材，在最盛时期的希腊史上也应有尽有。

这些人倡导的民主体制指的是元老院和公民拥有主导权的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暴君指的是步入帝政时期后的皇帝。对于皇帝们来说，希腊哲学家成了“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物），相当于现代得不到签证派发的人。将这些人从意大利本土驱逐出境的措施从提比略时代就开始了。然而，单是教授希腊哲学或语言并不等于反社会的言行，并且这方面的需求本来就源源不绝，所以和占星师一样，流放只是暂时的，不过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而已。对哲学家们的这种措施没有招致一般公民的反感，因为罗马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讨厌摆弄空论的民族。与其说图密善因流放哲学家而遭到罗马知识分子的厌恶，不如像他父亲说的这样更加贴切：

“你好像什么话都敢说，恨不得让我判你死刑，可是就算有一条狗在我面前叫个不停，我也不会杀它。”

图密善流放的是此后被称为“犬儒派”的一批希腊哲学家。看来即使是父子，在性格上也有不可调和的差异。

但是，我认为塔西佗大加非难的并不是被称为恐怖政治牺牲品的人数，而是站在恐怖政治最前线的告发者，以及默许这些人的活动的图密善。如果是这样，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就需要知道译为“告密者”“间谍”“告发者”的帝政时代的“Delator”到底是怎样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