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始终威胁北方防线的日耳曼诸部族，罗马终于下定决心，要采取明确而大胆的军事行动了。其实早在11年前，即公元167年开始，多瑙河防线上的蛮族侵略就已经表面化了。从公元175年到177年的3年间，罗马不得不处理卡西乌斯叛乱，而其余的8年时间则付之东流了。既然尽早达到目标结束战争是战争唯一的“善行”，那么罗马的战争却一直未能终止，我们只能感叹8年时光都白白虚度了，而拖延战争的责任似乎只能在马可身上寻找。

早在多瑙河问题表面化阶段，就尽早看清这个问题的本质，有哪些解决方案以及凭借罗马的力量可以将哪些方案付诸实施，然后全力以赴，尽早解决事态，这才是一个最高负责人应该采取的战略政策。战争拖延本身就是“罪恶”，本来在开始阶段只要采取小范围行动就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拖延得越久，解决起来牺牲和费用就会越多。

而且，由此引起的更为严重的弊端是，不管是当事者还是非当事者，都丧失了自信。一个人如果捉襟见肘十分窘迫，那么与其自身努力，不如牺牲他人更能消愁解闷。在里昂的圆形竞技场围观基督教徒处刑场面并拍手喝彩的人们，就是其中的一例。罗马皇帝作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同时也是整个罗马帝国的最高负责人。最高负责人的作用，就是将所有的人心动向都体察入微之后做出决策。在国泰民安的时代里人们未必需要领袖，但到了急需打开局面时，领袖就不可或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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