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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广州,我没出站,直接转车去东莞,谢厂长的公司在东莞,我们的审稿会实际上是在东莞开,开完会之后再去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参观。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得以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去深圳参观,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对我来说,关键是那张“边防证”,我当时把边防证看得很神圣,认为没有它我是绝对去不了深圳的,而得到它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不是开会单位保卫处是绝对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行方便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窗口”参观结束后就自由活动了。我的活动首先是找张一民。
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他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地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最最想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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