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明代社会经济运行中“同心圆”的存在。这个“同心圆”，以南京、无锡、苏州至杭嘉湖的江南地区为中心，渐次扩展至长江流域，然后是两淮流域，并波及到山东至河北的北方地区。而《金瓶梅》中的临清，实为江南经济向北方辐射的襟喉要津。当然，这个“同心圆”的辐射过程，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从文化和时尚来说，南方同样具有主导作用。永乐后，政治中心迁往北京，南京成为陪都。但至明代晚期，南京的人口大约是一百万，而北京仍只有六十万，且北京城中流行的官话仍然是南京话。由此可见，南京仍然享有文化、经济中心的特殊地位。在《金瓶梅》中，文化上的“南京崇拜”十分明显。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勾画1400——1800年间的世界经济地图时，看到了另外一个“同心圆”。它是以中国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作为最核心的一圈——中心位于苏淞地区的太仓（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一带，然后辐射至东亚朝鲜半岛和日本、中亚以及东南亚的更为广袤的地区。它的外围，甚至扩散到欧洲和南美洲。

很显然，弗兰克的这个“同心圆”，与我们在《金瓶梅》中看到的“同心圆”，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区别仅仅在于：金瓶梅所反映的，是以运河经济为依托的国内经济贸易，作者的视野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弗兰克则着眼于以海洋为贸易通道的全球经济运行，他看到了《金瓶梅》的作者所没有看到的部分。元代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明朝的统治者可以更多地依赖内河大动脉，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物产（特别是稻米和纺织品）运往北方，而用不着经由成本高昂且常有海盗攻击的海上运输线。弗兰克也认为，明代统治者在所谓海上航运和运河航运（南方海上利益集团与北方大陆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冲突中，明显地偏重于后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军事方面的考虑——中国历朝历代，受到匈奴、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压力，远远高于东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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