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为了回报他的决定，记者说：“您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棒极了。”

儿子递给他一支笔，又说：“有的思想像杀人。”

记者的赞美之词他很是受用，但儿子的比喻他觉得不妥，有些夸张。他说：“很不幸，这一刀，只有一个牺牲品，就是我。因为这篇文章，我再不能为病人做手术了。”

这些话听起来冷冰冰的，几乎含有敌意。

为了抹去这小小的不谐之音，记者说（以致歉的神情）：“但您的文章帮了很多人。”

对托马斯而言，从他孩提时起，“帮人”这个词儿仅和一项行为相联系：行医。一篇报上的文章曾帮过什么人？这两个人想让他相信什么？他们把他的整个一生归结为对于俄狄浦斯的微不足道的思考，甚至还要少：归结为对当局发出的一个简单的“不”字。

他说（声音依旧冷冰冰的，而他自己却未意识到）：“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帮过什么人。但是，当医生的时候，我倒是救过不少人的命。”

又静了下来。他儿子打破了沉默：“思想同样可以拯救生命。”

托马斯在儿子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思忖着：看见自己的嘴巴说话结结巴巴，倒真滑稽。

儿子继续说，可以感觉到他说话很费力：“你的文章里有种了不起的东西：拒绝妥协。而我们却正在丧失这种明辨善恶的能力。我们不再知道负罪感是个什么东西。人们找到了托辞：斯大林欺骗了他们。谋杀犯竟以母亲不爱他而感到失望为借口。突然，你道出了一切：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人在灵魂和良知上比俄狄浦斯更无辜。然而，看清了自己的所为之后，他惩罚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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