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请愿书。

自然，没有一处指出这只是一个谦恭的请求，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张报纸引用这篇短文里的片言只语。然而，见诸报端的都是些长篇大论，用含糊吓人的字眼，谈论一份为新的反社会主义斗争提供了跳板的颠覆性宣言。签名人被指名道姓，一一点出，伴着他们名字的，是让人脊背冷飕飕的恶意中伤和人身攻击。

当然，这都是可以料到的。所有的公众行动（集会、请愿、街头示威）除非由党组织，均属非法，参与者都会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人人皆知。大概就因为这个，托马斯为没在请愿书上签名更感到内疚。说到底，他为何没有签名？他甚至不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

我再次看到他出现在小说开端的形象。他站在窗边，看着院子对面楼房的墙。

他就产生于这一形象。就像我曾说过的，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境，一个语句，一个隐喻。隐喻中包含了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人生的基本可能性，在作家的想象中，它只是还未被发现，或人们还未论及它的实质。

然而，是否可以断言一个作家只能谈论他自己？

无能为力地朝院子里张望，怎么也无法做出决定；在爱的激奋时刻听到自己的肚子一个劲地咕咕作响；背叛，且不知该如何在那条如此美丽的背叛之路上止步；在伟大的进军行列中举起拳头；在警察藏匿的麦克风前卖弄自己的幽默感等等。我知道这一切的情形，自己也都经历过。然而，小说人物并非产生于我的履历表中的任何一种情景。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未曾实现的可能性。我爱所有的主人公，并且所有主人公都令我同样地恐惧，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这些人物或那些人物，跨越了界限，而我只是绕了过去。这条被跨越的界限（我的“我”终结于界限的那一边）吸引着我。小说要探寻的奥秘仅在另外一边开始。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说得够多了。让我们回到托马斯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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