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4月4日，她出生在闷热而昏暗的印度支那嘉定市，也即西贡北郊的一个小居民区里。故事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在那里，她挣脱了母亲，挣脱了那个浸润着她的温柔乡，进入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日光之中，发出婴儿的初啼。外头，原住民的街上，也有其他婴儿呱呱坠地，那都是些黄皮肤的婴儿，是苦命的人，刚生下来就被乞丐般的人裹在破衣烂衫里，背在背上，吼出和她一样的怨言和哭声。她是玛丽·多纳迪厄生的最后一个孩子。

她的姓氏是一个征兆，已经道出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像是命中注定似的，多纳迪厄，这个父辈的姓氏将她献给了素未谋面的上帝，要把她变成他的奴隶，变成一个嗷嗷待哺、脱离了母体、托付给了上帝的不知名的小生命，就像一个“被丢下的孩子，被抛弃的孩子”——她后来这样说道。

是不是为了佐证她的姓名，多纳迪厄，这个小丫头才经历了童年里的暴力？很小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内心有一些隐藏的力量在塑造着她，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冲动在支配着她，有一种获得独立的欲求使她与其他人，包括殖民者和他的家人，分离开来。

她反抗自然法则，转而寻觅广袤的丛林，蜿蜒而不知去向的河流，向它们的危险发出挑衅。

她的父亲亨利·多纳迪厄是一名数学教师，祖籍法国洛特-加隆省，历经第一次婚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促使他奔赴印度支那的，是海外的召唤，是标榜生财之道的殖民宣传告示，还是由于他“郁郁寡欢地读了皮埃尔·洛蒂的书”，抑或他不过是想在另一种环境下重塑人生？毋庸置疑，他不是那种急于发财致富、靠原住民赚钱的冒险家，而是属于浸淫于茹费里的教条的那一代理想主义者，对那一代人而言，奔赴印度支那，就是拓展法兰西的疆界，传播法国的文化和一个天真的梦想，也即坚信土著人需要文明，必须得到法国的护佑。他先后被任命为河内、北圻、柬埔寨的教授、教学主任，成为白人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他们认可他的学识，他也尊重他们。孩提时，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就见识了不少舒适惬意的官邸，譬如她全家曾住过的坐落于金边的柬埔寨王宫。她生活在古代支那落寞的余晖中，生活在佛塔和寺庙弥留的时光中，生活在季风的气息中，四处漂浮着麻风病。敏感的她就像一头小兽，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她听到了四周的喧嚣，听到了老百姓和仆人们对话的音节，周围的一切全都被她记在心里：土著民的敏捷，宛如哑然的河流的街道，街上神经质的、密密麻麻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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