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她的声音越来越想参与到战争与人类斗争之中，就好像她觉得她也背负着他们的斗争动机，想要与他们分担。从阿尔及利亚爆发起义一年后到获得独立，“圣伯努瓦街小组”非常激进，致使她与她的朋友们走到了极左的边缘，陷入了一种以极端言论为特征的独特的无政府主义，被视为强大的恐怖主义者与危险的破坏分子。确实，他们为阿尔及利亚的抵抗运动提供了帮助，变成了“耻辱的法国公民”和所谓的“行李搬运工”。战争仿佛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使他们的论辩越发尖锐，使他们得以生存下去，同时也使“不屈”“背叛”“颠覆”等概念具有了新的意义——对于这些字眼，杜拉斯熟稔于心，因为她始终处在反叛与犯忌的境地，而按照布朗肖的说法，那种境地介于白昼与黑夜之间，是一个以死亡为终结的狭窄地带，其中上演的是“午夜的游戏”（jeu de minuit）。

1990年6月接受《文学杂志》采访时，马斯科罗阐明了“圣伯努瓦街小组”参与斗争的原因：“是为了彰显一种权利，一种尚未得到承认的权利：不屈服于一个逼迫人们变成压迫者的国家。”在杜拉斯眼中，传到巴黎的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见闻、知识分子开始就虐待现象而提出的疑问、罗贝尔·昂泰尔姆曾遭受虐待的后遗症，这一切变成了一个新的痛苦，令她无法忍受。终其一生，杜拉斯将一直背负着这些零零散散的痛苦，承受着它们突然发作时的重负，被它们像暴风雨一样卷走，还将不断经历各种空虚的时刻与无法忍受的恐怖时刻，并由此而产生一个印象，觉得自己总是突然被凶恶且粗暴的大海吞入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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