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里查赫之类的人跟他的公务员生活决裂的反叛已经不再可能。官僚主义已是无处不在，在任何地方也无法逃避它；在任何地方也都已经找不到一个“玫瑰屋”，可以跟“事物的本来面目”紧密接触。从施蒂弗特的世界，我们已经不可逆转地过渡到了卡夫卡的世界。

以前，当我的父母去度假时，他们在火车出站前十分钟到火车站买票；他们住在一个乡村旅店，到最后一天才用现金向老板结账。他们还生活在施蒂弗特的世界里。

我的假期则在另一个世界里度过：我提前两个月在一家旅行社排队买票；在那里，一个官僚负责接待我，向法航打电话，那里另外一些我永远都不会接触的官僚分配给我机舱里的一个座位，并在一份乘客名单上在一个号码下记录我的名字；我的房间也是提前预订，我给一名接待员打电话，他在电脑上记录我的要求，并告知他那小小的行政机构；在我出发的那一天，某个工会的官僚们，在跟法航的官僚们争吵之后，发起一场罢工。在我多次电话催问之后，在无人道歉的情况下（从来没有任何人向K道歉；行政超越于礼貌之上），法航补给我钱，于是我买下一张火车票；在我的度假过程中，我到处用一张银行卡付钱，我的每一次晚餐都被巴黎的银行记录，并因此被别的官僚掌握，比方说，被税收的官僚掌握，或者在我被怀疑犯了罪时，被警方掌握。为了我短短的假期，一大帮官僚都动了起来，而我本人，我也变成了我自己生活的官僚（填写问卷，寄出要求退款的信，将资料整理到自己的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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