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恩师吴与弼不同的是,娄谅后来多有著述,对礼学贡献最多。所著《三礼订讹》四十卷,考订儒家十三经里的三部礼书,即《周礼》《仪礼》《礼记》,书虽失传,但《明儒学案》概述了全书的主要见解:考订《周礼》皆为天子之礼,为国礼;《仪礼》为公卿以下至庶人之礼,为家礼;《礼记》则是为《周礼》《仪礼》所做的传注,其内容应当分附二书诸篇。
这倒不失为一家之言,只是以今天的学术进展来检验,这些结论完全站不住脚。此外,娄谅还著有《春秋本意》十二篇,也能成一家之言。
从娄谅著述所选取的领域,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更深层的一点意思。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明代儒学独重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倒没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只因为四书是儒家经典里的入门级读本,相对而言简单易学,士人读书如果仅仅为了应举,熟读程朱理学版的四书已经完全够用了,而其余学科里,最以礼学和春秋学为难。礼学涉及《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大书,合称“三礼”,春秋学涉及《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读得下来“三礼”“三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清代乾嘉学者在训诂上的努力,明朝人当然没有这个条件,更没有舍易取难的必要,所以礼学和春秋学在明代相当不受重视,是真正意义上的冷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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