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52年5月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她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阿伦特有理由这么说,因为这两个人有诸多相同的兴趣;不过对她,以及法国国内外许多其他观察者而言,阿尔贝·加缪属于“法兰西知识分子”。在战后头几年里,他在巴黎舆论界上下影响甚广,每周都能收到成千上万回应他的专栏文章的信。他的风度、他的关怀、他拥有的广大读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领域无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兰西特性:体现文学、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结合。
但是很不巧,阿伦特的断言跟法国流行的看法正相反。她写信的那一年,正是加缪的光芒开始黯淡之时。到1960年1月4日因车祸去世时,他的声誉已呈直线下跌之势,哪怕三年前刚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该奖宣布的时候,批评家们争先恐后对获奖人盖棺定论:右翼的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宣称,授奖给加缪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嘉奖了一个人的全部成就”,而左倾的《法兰西观察家》则认为瑞典学院可能认为它正在选出一名年轻作家(加缪去世时也不过46岁),但实际上它导致了一种“早熟后的僵化症”。人们普遍认为,加缪的黄金年代已经离他远去:他已有多年没有推出真正的重量级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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