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雷蒙·阿隆逝世的时候，他已在法国公共领域里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几乎每个人都爱戴他，崇敬他；他的作品和观点被抬高到学术、思想和公共舆论界中准经典的位置。作为那一代始终坚持自由立场、反对极权的时代倾向的思想者中最卓越的一位，阿隆不仅是伟大的法兰西思想传统继承人中的代表，而且还是一座灯塔，在混乱和困惑笼罩知识界的时候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早些年前，“68年一代”还把阿隆看作法国保守派精英的所有劣根的卑鄙无耻的化身，但到了1983年，这些人中那些幻觉和理想惨遭褫夺者就视他为自由思想复兴的最大希望所系。一个个学院、一家家刊物横空出世，要继承他的事业，追随他的目标。就在萨特式激进主义的坟冢之上，新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开始给阿隆式的理性建造纪念碑。

每一个对“二战”后的30年里阿隆在法国学术和思想界遭到的敌视记忆犹新的人，都会感到这种命运大逆转的震撼之深。雷蒙·阿隆的寿命也够长，总算得以亲历这种转变——他去世那年《回忆录》的出版加速了转变的发生——这给他带来了欣慰及很多激发反讽思考的理由。在一个充斥着糊涂和虚伪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中，阿隆有意选择承担诚实和清醒带来的痛苦，也从不为自己遭到主流思想界的排挤而牢骚满腹。然而，尽管他对几代学生的影响得到广泛认可，尽管他在《费加罗报》上的专栏拥有一批恭敬的读者，其学人崇拜者也遍及四大洲，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法国同行排除在圈子之外。成年时代的阿隆，许多时间都生活在祖国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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