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实现了一切，但是，在我看来，结果是我们实现了的，对我们曾经梦想过的是一种讽刺。

——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

但是，如果我们都是“民主派”，那现在如何区别我们？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从过去一个世纪的痛苦经历里，我们学到了一个教训，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让国家去做的。我们从一个教条的时代幸存下来，这套教条带着令人吃惊的信心，陈述我们的统治者应当如何行事、提醒个人——必要时强迫他们——掌权的人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好。我们不能回到那一套。

反过来说，尽管有1989年的所谓“教训”，我们知道国家不全是坏的。唯一比政府太大更坏的情况，就是政府太小：在失败的国家里，人们承受的至少是和极权国家统治下一样多的暴力和不公正，除此之外，他们的火车还不能正点运行。此外，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故事是个误导。资本主义不是政治制度，它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在实践上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右派独裁、左派独裁、（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君主制和（美国的）财阀共和国都是可以兼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在自由条件下最为繁荣，这可能是比我们所想的更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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