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构成中发生巨大变化，人类命运才有可能取得巨大改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那么，我们应当从1989年中学到什么呢？首先，可能应当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不是一定要发生——它也没有理由一定要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肯定它一定会崩溃。进步论者一定要接纳政治的纯粹偶然性：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后来的失宠，都不能当作是历史的礼物。社会民主主义的“光辉时刻”——或者在美国从新政到伟大社会的对应时期——都是一系列不太可能重复的、各种特定环境组合的结果。开始于70年代、现在才搁浅的新自由主义的“光辉时刻”，也是如此。

但是，正因为历史不是注定的，我们凡人就必须顺时应变——而在某些情况下，像马克思正确指出的那样，不完全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提出曾一再提出过的问题，但对不同的答案持开放态度。我们应当区别过去的哪些部分应当保留，是什么使之成为可能，直到我们自己满意为止。哪些情形是独特的？哪些情形，如果有足够的愿望和努力，是我们能够重新复制的？

如果1989年是关于重新发现自由，那么，我们现在愿意给它加上什么限制呢？即使是在最“热爱自由的”社会，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一些限制——我们总是接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其他限制呢？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一些计划、累进税或集体拥有公共财产是对自由的不可忍受的限制；而闭路电视摄像头、国家对“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的投资银行进行紧急财政援助、窃听电话和代价高昂的对外战争是自由的人民可以承受的负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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