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长大的比利时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相信他们的爱国责任就是去欺骗，去说谎，去开设黑市，去怀疑，去榨取：5年的经历使这些习惯已经根深蒂固。

——保尔-昂利·斯帕克（比利时外交大臣）

复仇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某些人在我们寻求建设的世界里不会有一个位置。

——西蒙娜·德·波伏瓦

应该做出并且执行严厉、公正的判决，国家的荣誉要求这样做，最大的卖国贼也罪有应得。

——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要求严惩约瑟夫·蒂索神甫的决议，1946年11月

为了使被解放的欧洲各国政府合法化，宣布它们是合适地组成的国家的权威，它们首先必须处置遗留下来的臭名昭著的战时政府。纳粹和他们的朋友已被打败，然而从其罪行规模来看，这明显不够。倘若战后政府的合法性只依靠它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胜利，那么它们自己比战时的法西斯政权又好在哪里呢？重要的是界定法西斯政权的罪恶，并相应地惩处它们。在此背后有着很好的法律和政治理由。但是惩恶的愿望也表达出一种深层的需要。对于大多数欧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不是一场由战役和战斗组成的战争，而是一场日益落魄的战斗，男男女女们在战斗过程中被出卖，受屈辱，被迫每天做一些小小的罪孽行为，自我贬黜，每一个人都丢失了一些东西，而许多人丢失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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