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场战争中没有一条出路可以回到自由放任的社会秩序，战争本身造就一场无声的革命，铺平了通向新型的按计划建立秩序的道路。

——卡尔·曼海姆

普遍的观点认为，为了完成重建任务，应当采用不同的资本主义方式。

——约瑟夫·熊彼特

我们回到英国，许多人对它很失望……无人能够在一夜之间将它变成我们想要的英国。

——温妮·怀特豪斯夫人（保罗·爱迪生《战争现已结束》）

要想补救，就要打破恶性循环，使欧洲人恢复对自己国家、对整个欧洲经济前途的信心。

——乔治·C·马歇尔

欧洲遭灾，其规模之大，反倒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战争改变了一切。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想回到1939年前事物的方式，那是无稽之谈。年轻人和激进派自然持这种观点，老一辈睿智的观察者们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保守的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法国解放时他已经54岁，看问题异常精确：“在大灾变中，承载着失败的重压，人们思想上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将1940年的灾难看成是统治阶级及其制度在每一个领域都失败了。”

但是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地方，问题并非从1940年才开始。每一个地方的反法西斯抵抗者都看到，自己不光是在向战时的占领者及其当地代理人战斗，而且也在向整个政治与社会制度作战，他们对祖国经受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正是这些政界人士、银行家、商人和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将自己的祖国拖入了灾难，他们背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夯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英国有一本小册子痛斥保守党在1940年之前鼓吹绥靖政策的行径，责备这些人是“有罪之人”。为战后变革而设计的战时计划就将这些人和他们的制度当作批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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