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身处当时，很难想象战后那几年的欧洲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人们对于德国复兴的恐惧，而其政治方向是为了确保这种事情今后不再发生，这些都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迈克尔·霍华德爵士

毫无疑问，除了希腊以外，巴尔干半岛各国都在走向布尔什维克化，而我却无法阻止它。对波兰我也束手无策。

——温斯顿·丘吉尔，1945年1月

（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们——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但是言词朴实——要么“是”，要么“不”，然而只有在说“不”的时候你才能够相信他。

——克莱门特·艾德礼论斯大林

五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卑情结。

——让-保罗·萨特

“只有当你和比利时人、法国人或者俄国人交谈过了，你才能够真正理解欧洲人对于德国人的态度。对他们来说，只有那些死去了的德国人才是德国好人。”美国随军心理学家索尔·K·帕多弗1945年在他的日记里作了如此描述。他的这一观察对于理解战后欧洲分裂很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重点是要击败德国，因此在战争进行期间，其他要考虑的事情全都被搁置一边。

战时同盟国的首要考虑是相互保持一致。美国人和英国人日益担心斯大林可能会和希特勒单独媾和，尤其是苏联收复了1941年6月的失地以后。斯大林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认为西方同盟国延迟开辟（西线）第二战场是一种战略手段，目的是在开辟战场前让苏联做出更多牺牲以从中牟利。双方都参照战前的绥靖主义和有关盟约，认为对方不可信赖；他们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才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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