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四月的一个下午，我在睡午觉的时候，听到楼下有人敲门。我想，在刚才的睡梦中，敲门声就已经响过好长一阵子了，我的耳朵有些背，没有听见。我从床上起来，摸着楼梯的扶手从楼上下来，到院子里去开门，敲门人一定早已等急了。

来人是一位邮差。他将一封挂号信递给我，然后让我在一张收据上签了字。邮差问我，能不能进来坐一会儿，喝碗水。我就请他进来。邮差一边将自行车靠在墙上，一边重复着刚才的那句话，表示仅仅坐一会儿，因为他在天黑之前还要赶回乡里的邮电所。

这封挂号信是从县里寄来的，信封内装着一页红头文件。大意是说，我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言外之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头来只是一场误会。不过，文件里并没有任何表示道歉的话，文句规范冷漠，措词极为勉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有限制的施舍。

我给邮递员倒了一杯茶，他喝了一口，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尽管他并没有看过这封信，可是他早已知道了信中的内容。他告诉我，这些天他总是在送类似的信件，有些人不等看完信就已泣不成声。我对这件事反应冷漠使邮差感到有些奇怪。

“你算是幸运的了，”邮差说，“我在送信的时候，常常找不到收件人，因为他们已经死去多年了。”

邮差慢慢地喝着茶，不时地朝院子里张望。我想他一定是在搜寻杜鹃的影子。因为在往常的年月，每当他送信来，总是杜鹃去收接。我告诉他，我的妻子在八年前就已去世了。绿衣人怔了一下。大概刚才他只不过是随便环顾了一下四周，并不是我想象的那回事。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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