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家们很少有勇气在其作品结尾承认自己对主人公的行为有些迷惑不解，很少有勇气承认那些大人物曾经象征性地拒绝过他们。出现这样的情况总是不好的：一个人在读完八百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传记后举手认输，宣布自己压根也没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陀斯妥耶夫斯基写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之类的怪书，或在读完肯尼迪的传记之后承认对猪湾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感到困惑。假如出现知识鸿沟或理解困难，传记作家马上就会过来。不知道拿破仑的马是什么颜色的？传记作家立即就会对我们说他知道：栗色的，跟他的猴子费迪南德一样的光泽。

“怎么了？”我问伊莎贝尔。

“没什么。”

“你的脸怎么那样？”

“想看好脸找别人去。”

“我不是说脸，我说的是脸上的表情，”我用更准确的措辞说。

“我不是说脸，我说的是你脸上的表情，”伊莎贝尔用一种学者的语调闷声闷气地学了一句。

“你的情绪怎么会这样？”

“我没有情绪。我就这样。”

“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出。”

“你总是这样？”

“对。”

“那就是我在做梦？”

“对。”

她闹情绪显然是有原因的，但这原因她是不会告诉我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她想找另一个人倾诉自己的烦恼。她已渐渐厌倦了人类。她的星座正处在错误的相位，某种东西出了问题。于是她就有理由呆在家里不出门。从黎明到傍晚，我说了不少冒犯她的话。此外，一些徒步旅行者不经意间用脚屠杀了一群蚂蚁，还认为自己无可指责，可以进教堂并接受荣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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