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运动的靶子，曹汝霖晚年写回忆录，并不讳言他亲日，但他否认自己卖国，这很耐人寻味。五四运动斗争的矛头，最浅的一个层次，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再深一点就是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最后就是段祺瑞。五四游行这天的卖国贼还只是曹、章、陆，很快学生们就口无禁忌，从安福俱乐部一直骂到段祺瑞。这一点，五四游行过后，段祺瑞就很清楚，据曹汝霖后来回忆，火烧赵家楼之后，段祺瑞来安慰他，当即说，这是冲着他〔指段〕来的。

被这么大个运动，被这么多人当靶子打，原因是他们卖国，或者大家认为他们卖国。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中国的石敬瑭、张邦昌，朝鲜的李完用呢？显然，段祺瑞政府之所以为人诟病，90％以上的原因，是因为段本人及其集团的亲日政策。而段政府之所以亲日，关键在于日本的寺内内阁上台以后，改变了前任大隈内阁一味强硬的对华战略，由硬转软的缘故。但在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软”，也是相当有限的，用寺内对华策略的操盘者西原龟三的话来说，既非“宋襄之仁”，也非“强横蛮干”。所谓的“软”，无非是大把地撒钱，但在这大笔的日元借款背后，却是彻底控制中国金融控制中国政府的远大图谋。在段政府和日本的蜜月时期，我们看到，日本在中国的活动，并没有因段政府的亲日，而有半点减少。日军依然占据着青岛和胶济铁路，在山东的首府济南，日军依旧如往昔一样跋扈，日本在东三省和福建，也照样强势地拥有特权，地位明显有所增强，而且通过段政府，把手“合法”伸到了长江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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