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军阀割据的时期，每逢这种时期，军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为社会的主宰。而原来趾高气扬的文人，则蜕变成武夫的附庸，甚至变成收税记账的工具〔若无毛锥，财赋安出〕。在发生五四运动的那个时代，在形式上，中国有点类似于五代十国那种军阀时代，军人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最大。陈志让先生称之为“军绅政权”，其实，军的分量远比绅要大得多，两者处于完全的不平衡状态。各个地方的文官，如果服从武人意志的话，基本上无立足之地。但是，跟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夫不一样，民国的军阀，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新式军人，很多是投笔从戎的有志之士，是晚清志士提倡尚武精神的实践者。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还是各省的新军，其骨干军官，不是来自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就是国内新式军事学校的学生。就算比较保守的北洋系统，在接纳士官生方面，也是开放的。学习西方，显然是这些新式军人的追求。他们对于中国百年来从西方学来的一切，从器物到制度，都是有迷信的。即使想要恢复传统文治的袁世凯，其实也不能摆脱这种迷信。至于在袁世凯失败之后，接着当家的北洋军人，就更没有这个胆量，敢于轻视民国的共和政体。因此，尽管文人和绅士的地位没有军人高，但此时代的文人绅士，绝不至于像五代十国文人那样低贱。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绅与商，尤其是现代工商业者，有了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跟新兴的学界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有自己的团体，商会、教育会，有相应的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新兴媒体的出现，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对于绅商学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武夫们还是有所忌惮的。尽管武人们有力量封报馆，钳制言论，但一般不敢这么干。他们顾忌舆论，也顾忌民意，更顾忌道德谴责，一旦被置于道德上被动的地位，他们在日后的军阀纷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北洋时期，毕竟是军人统治。军人有军人的积习，耐性不够，实在急了，还是要用武力解决的。但是，即使武力解决，也要顾忌自家的形象，如果在道德上理亏，在战争中也就占不了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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