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莱韦屈恩已经作古。在我讲述他的生平故事之前，在我给这位可敬的、遭受命运残酷打击的、人生道路跌宕起伏的人，给这位天才的音乐家，写第一部，肯定也是非常临时性的一部传记之前，我将首先对我自己和我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个简短的介绍。我保证，真的，千真万确，我这样做绝对没有任何突出我个人的意思。促使我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来自对读者方面的揣测——我最好说：未来的读者；因为，就眼下而言，我的这本书还不存在任何可以出版的希望，除非有奇迹发生，使得这本书能够离开我们四面楚歌的欧洲堡垒，为外界带去些许有关我们的孤独的秘密；——请允许我再说一遍：读者将会乐意顺便了解一下作者的身份和职业，仅仅只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预期，我才敢在正式开始之前斗胆先行安排少量有关我个人的一点信息——当然，恰恰因此而引起读者的疑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找对了地方，我要说的是：怀疑我这个人是否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在思想上应该说还是有所准备的，而我之所以很想去做这件事情，这里面的原因，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心灵的相约，而非任何别的性格上的相似，尽管这种性格上的相似颇具合理性。

我把上面的文字粗略地读了一遍，我不得不承认，某种不安和胸口的憋闷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而这也正是我此时此刻心情的最为典型的写照，今天，1943年5月27日，在莱韦屈恩去世两年之后，我要说的是：在他从深夜步入那深不可测的漫漫长夜两年之后，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坐在位于伊萨尔河畔弗莱辛城的这间常年与我相伴的小书房里，开始拿起笔来描述我的这位在天堂里安息——哦，但愿如此！——在天堂里安息的、不幸的朋友的一生。要我怎么说呢，我的这种心情有点特别，这就是：你的心脏在怦怦乱跳，你非要一吐为快不可，而与此同时，你的内心深处却又诚惶诚恐，生怕犯忌，两者在这里纠结缠绕，剪不断，理还乱，让你心乱如麻。说实话，我是一个天性十分温和的，我大概可以说，是个健康的、和善的、注重和谐与理性的人，一个学者，也绝对是拉丁文化和文学的一个不折不扣的追随者，虽然我对纯艺术领域（我会拉浪漫古提琴）也有所涉猎，但我却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骚客，我喜好把自己看作是来自《蒙昧主义者的信笺》时代的德国人文主义者的后代，看作是某个洛伊希林、克罗图斯·冯·多恩海姆、穆提亚努斯和俄欧班·黑塞的传人。对魔性之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我基本上不会去妄加否定，尽管如此，我一直以来却始终认为，魔性是一种完全有违天性的东西，我已经本能地把它从我的世界观中剔除，并且，我也从未想到过要和这些下界的神秘力量同流合污，甚而忘乎所以地去招惹它们，或者，当它们主动跑来诱惑我时，我哪怕是连根小指头都懒得伸一下的。我为自己的这种思想付出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代价，我把自己的这种思想所付诸的具体行动是，早在这个时段来临之前，早在其被证明是和精神以及我们的历史发展的要求相脱节之前，我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我所热爱的教书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是满意的。当然，我的这份果敢，或者说是，随人怎么想吧，我的这种道德人格的局限，反而只会更加坚定我的决心，尽管我仍在怀疑，自己究竟可不可以有资格和能力来胜任这项已经开始着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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