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全称是哲学博士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我奇怪地迟迟不把这张牌打出来，对此连我自己都感到不满。但是，很不凑巧，偏偏直到此时此刻之前，我的报道的文学进程仍然不愿意看到我迈出这样的一步来。我现年六十岁，我是公元1883年生人，我兄弟姊妹四个，我是老大，我的出生地为萨勒河畔的凯泽斯阿舍恩，隶属梅泽堡行政专区，也就是在这同一座城市里，莱韦屈恩度过了他全部的中小学时光，因此，对于他的这段生活，我并不急于现在就做出较为详细的刻画，而是要等到后面再来进行描绘。既然我个人的生活道路和这位大师的道路之间原本就存在着交叉重叠，那么，就不妨把两者结合起来报道，这样也可以避免一再重复抢先的错误。而一个人，如果他心里装满了东西，那他不管怎么说，总是很容易去犯这样的错误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是，我出身于一个半学者化的中等阶层家庭，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恰逢家道达到中等兴旺程度，因为我的父亲，沃尔格穆特·蔡特布罗姆，是药剂师，而且还是当地最有名望的一位：他在凯泽斯阿舍恩另外还开有第二家药店，只可惜呀，同我们蔡特布罗姆家的“极乐使者”药店相比，这第二家店不仅从未受到公众的信任，甚至还随时面临倒闭的危险。当然，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信奉路德新教，而我们家则属于城里小小的天主教堂区。尤其是我的母亲，她是教会极为虔诚的信女，她认真履行她的宗教义务，相比之下，我的父亲，很可能也是由于工作忙碌之故，在这方面的表现就要显得懒散和马虎一些，即便如此，但凡有可能，他也还是会尽力去维护他同他的教友们之间的那种组织团结，而且也照旧会对这种肯定具有政治影响的组织团结深信不疑。值得注意的是，除我们的神甫、宗教顾问茨威林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卡尔勒巴赫博士的犹太法师，光顾我们家那几间位于实验室和药房之上的客厅，这在新教家庭里几乎是很难见到的事情。罗马教会的那个人外表长得要好看一些。但我的、大概主要以我父亲的意见为依据的印象却始终是，那个身材矮小、留着长胡子、戴着小帽子的犹太法典专家在学识的渊博和宗教目光的敏锐方面要远远高出他的这位不同信仰的同行。或许也是由于这段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同时也由于犹太阶层对莱韦屈恩的创作所持有的那种嗅觉灵敏的开放态度，所以，我恰恰就在犹太人问题及其处理上总是不能和我们的元首及其随从完全保持步调上的一致，这对于我放弃教职并不是没有影响的。当然，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也和出自这个血统的几个样本有过交往——我只消想想慕尼黑的私人学者布赖萨赫尔，我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对他们那混乱得令人厌恶的特征进行一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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