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又到勒城去了。我使自己相信，我是想去见哈金的，但暗地里我是很想看看阿霞在做什么，她还会像昨天那样的“古怪”吗？我碰上他们两个人都在客厅里，真是怪事！——是不是由于我夜里和早晨都在思念俄罗斯——阿霞使我觉得全然是一个俄罗斯姑娘，是的，一个普通的姑娘，差不多就像一个女仆。她穿一件旧的小连衣裙，头发梳到耳朵后面，坐在窗前一动不动地用绷子绣花。她端庄、文静，似乎一辈子没有干过别的事情。她几乎没怎么说话，安详地不时看看自己手上的活儿。她的脸上露出这样一种普普通通的平常的表情，使我不由得想起我们家的卡佳和玛莎她们。似乎为了完成这种相似，她低声唱起了《亲爱的妈妈》这首歌。我看着她微微发黄的、变得暗淡的脸庞，想起了昨天的向往，我感到有点惋惜。天气非常好。哈金向我们宣布说，他今天要出去写生，我问他是否允许我陪他去，我会不会妨碍他？

“正相反，”他反驳说，“您可以给我提出好的建议。”

他戴上à la Van Dyck圆形礼帽，穿上短上衣，把硬纸板夹到腋下就出发了。我慢腾腾地跟在他的后面。阿霞留在家里。哈金出门时让她照应一下，别让汤太稀了，阿霞答应到厨房去看看。哈金走到我已经熟悉的那个山谷，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开始画一棵枝叶扶疏、有窟窿的老橡树。我躺到草地上，拿出本书。但我看了还不到两页，而他只是在纸上胡乱涂抹了一通；我们更多的是在议论，我可以说，议论得够聪明、够精辟的了。我们议论：到底应该怎样工作，应该避免什么、遵循什么，和我们时代艺术家的作用究竟何在。最后，哈金认定他“今天没有兴致”，躺到我的身边，到这时候我们年轻人的谈话才无拘无束流畅起来，一会儿热烈，一会儿沉思，一会儿兴高采烈，但说的几乎都是些俄国人非常乐意说的，含糊不清的话。我们聊够了，心里感到满足了，似乎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做成功了些什么，我们就回家了。我看到阿霞完全是我离开她时的那个样子；不论我如何努力地观察她——一丝卖弄风情的影子，一点故意扮演角色的迹象，我在她身上都没有发现。这一次不能再责备她不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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