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晚上和第二天上午，我是在一种苦闷的麻木中度过的。我记得，我试图用功学习，拿起凯达诺夫的书，但这著名教科书排得稀疏的字行和篇页徒劳无益地从我眼前闪过。“尤利乌斯·恺撒以作战英勇著称”，这句话我一连读了十遍，但一点也不明白，最后把书扔下。午饭前，我又往头发上擦了油，又穿上了常礼服，系上了领带。

“干吗要这样？”母亲问，“你还不是大学生，天知道你能不能考取。而且，你的短上衣穿得很久了吗？总不能把它扔了！”

“有客人要来。”我几乎绝望地小声说。

“真是胡说！这算什么客人！”

只得服从。我脱去常礼服，换上了短上衣，但没有摘下领带。午饭前半小时，公爵夫人和她女儿就到了；老太太在我已经熟悉的那件绿色连衣裙外面又加上一条黄色的披肩，头上戴了一顶有火红色带子的旧式包发帽。她马上谈起她的期票，不停地叹息，埋怨自己穷，抱怨不休，但一点也不拘礼：仍然那样大声地嗅鼻烟，仍然那样随便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坐不安稳。她好像根本没想过她是公爵夫人。但是，琦娜伊达态度十分严肃庄重，甚至近乎傲慢，像一位真正的公爵小姐。她脸上露出了冷峻、庄重的神情——我简直认不出她了，认不出她的目光、她的微笑，但即使在这种新的面貌中，我也觉得她非常美。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蓝色花纹的薄薄的巴勒吉纱罗连衣裙，她梳着英国发式——一缕缕长长的发卷沿着两腮垂下；这一发型同她脸上冷冰冰的表情恰好相配。吃午饭的时候，我父亲坐在她身旁，以他特有的优雅而稳重的礼貌态度关照他的女邻。他不时看看她——她也不时看看他，但目光是那么古怪，那么充满敌意。他们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我记得，琦娜伊达发音的纯正使我感到惊奇。餐桌上，公爵夫人依然毫不拘礼，吃得很多，夸奖菜做得好吃。母亲显然被她折磨苦了，用一种忧郁的轻慢态度回报她；父亲不时微微皱起眉头。母亲也不喜欢琦娜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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