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传霖去职，清廷再次把清军收复的瞻对“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受，毋庸改土归流”。当然也要做足官样文章，下旨说：“达赖喇嘛当仰体朝廷覆冒之仁，知感知畏，力图自新，即著慎选番官，严加约束，毋得再有酷虐瞻民侵扰邻境情事，至干罪戾。”

这也难免太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了。尤其要求噶厦政府“力图自新”，更是可笑之至。自己放弃改土归流，就不是力图自新之举，怎么可能以此来要求更为保守以自固的噶厦政府？

失去瞻对，对清廷来说，也许不过是一个小妥协，但对噶厦政府来说，却是一个大胜利。须知噶厦并不是一个世俗政权，其最高领导同时是所有信奉藏传佛教，特别是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藏区人民的最高宗教领袖。即便在九至十二世达赖没有机会亲政的情形下，也都是由这一教派的著名活佛出任摄政王，所代表的也是达赖喇嘛这个最高宗教领袖。所以，长期以来，噶厦政府一方面在行政上管理西藏事务，一方面通过其宗教上的巨大控制力，特别是通过各个寺院系统，长期对西藏之外的藏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川属藏区土司地界，这个影响力也同样是日渐扩大的，以致渐渐发展到一些有影响的格鲁派寺院，插手当地政治经济事务，从而完全改变了地方政治格局。这种情势的形成，与清初以来便一力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的政策有很大关系。乾隆年间，两征大小金川胜利后，行政上废除了土司制，宗教上废禁当地流行的本教，强令当地本教寺院一律改宗藏传佛教。大金川土司家庙雍忠拉顶就被强制改为格鲁派寺院，寺院历任堪布都由格鲁派中心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派遣而来。在与瞻对相邻的霍尔土司地面和打箭炉附近地区，明末清初便逐步建立起属于格鲁派的十三个寺院。这些寺院中的灵雀寺、寿宁寺、大金寺后来都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僧人的超大寺院。发展到后来，这些寺院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远超于当地土司。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瞻对南边的里塘与巴塘地方。分处于这两地的长青春科尔寺、丁林寺等也都是这种情况。清末，国势衰微，庸官当道，有治世抱负的大臣屡被革斥。那些传承了十代、十几代的各土司家族也日益衰微，寺院势力更加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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