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转型，按一般人的说法，都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改革前的中国，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激进主义的产物。这种激进主义的现代化操作，特点之一就是对社会的彻底改造。经过几十年，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民间原有的精英，损失殆尽。先前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基于社会活动的乡社组织，还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宗教和类宗教团体，大体上被铲平。剩下的宗教团体，也基本跟社会脱离了原来意义上的联系。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传统社会，或者说臣民社会，国家能做到如此的强有力的社会扫荡。就中国而言，即便是在比较专制的明清两代，依然会允许乡绅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借助乡绅导向的乡村自治实行治理，自然也就允许乡村的部分自治。然而，在改革前的中国，所有来自民间的精英，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原来的乡绅，乡社领袖，宗族的族长，各种互助团体的首领，各种民间宗教的骨干，无一幸免，悉数遭到镇压或者整肃。甚至任何有民望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所谓的污点，也可能被视为未来的威胁，遭到预防性的处理。如果不能收服的话，也要加以打压，务必使之无害而后已。新社会对人的改造，还体现在对人思想意识，特别是对原有的人际关系的改造上。不仅每个人经过有系统的思想灌输，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虐式灵魂折磨，而且传统的伦理结构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在政治运动中，主导者往往有意鼓励一个家庭成员内部的相互揭发和斗争。不仅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家庭深处都爆发革命。经过如此深度和广度改造的社会，只能是蚁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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