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征之一，就是旗人（主要是满人）高比例地参政议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给旗人留出尽可能多的位置，以确保政权的满族特质。进关以后，变了形的八旗制度，尽管其主要功能军事作用大大退化，但其社会组织的功能并未全然消失，旗人的生活有和汉人融合的一面，也有形成自己小圈子，形成与汉人、与关外旗人都不相同的风习的一面。旗人出仕，可以作为全国政治中的个体发挥作用，而作为旗下的一员，他又与旗下闲员一起形成特殊的旗下政治。即使在晚清，旗下政治的声音也是统治者所必须顾忌的。

随着清朝全国统治的延长，旗人政治势力一直处在消退之中，高额的参政机会并不能保证旗人的政治素质，长期的优裕生活与豢养政策，使得旗人在锦衣饫食中退化，皇帝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僚处理政务，尤其是应付紧急要务。

晚清湘淮军的崛起为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救了驾，可也彻底改变了整个政治系统中满重汉轻的格局。在地方政治中，满员从此就成了点缀（大多数时间是无足轻重的点缀）。而中央政府的事也要地方的声音来掺和，因为在中央政府中，原有的满缺汉缺比例，依旧维持原状，各部从堂官到司务、笔帖式，满员均占一大半，据统计，中央内阁及各部，旗缺要占到八成以上。再加上大批几乎属于旗员的世袭领地的文案、翻译（满汉对译），满人官吏充斥京师，尽管多为尸位素餐之辈，然而通行的惯例依旧有效。“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各部属员最关键的差事是掌印、主稿两职。主稿负责起草文件，掌印负责“佩司印之钥”，后者权重，前者责繁，所以一般主稿多为汉员，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制改革之前，“汉人终身无佩印钥者”。也就是说，让汉员办事而满员掌权。在满员日见低能的情况下，结果是加剧了各衙门的低效率和拖沓之风，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央政府的腐朽落后状况，实际上与满员日趋没落的趋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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