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为“人民的权利”，这种解释源于法国大革命，源于卢梭的理论，其实质为一种“集体”的凌驾于个体的人之上的权利。另一种即为作为人个体的权利，这是一种近代英美的概念，源于洛克、约翰·密尔，也源于美国《独立宣言》，它的本质是宣称每个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强调这种权利的神圣性（源于自然法的神圣性）。后者，实际上就是眼下十分时髦的“人权”。

这种在当时又可被称为民权的“人权”，是以社会的个体本位作为前提的，从这种前提出发，人权又引申出民主、自由和平等。

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梁等人所热衷的民权到底属于哪一种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他们是怎样说的。梁启超在《时务报》时期，谈民权谈得最多，他曾这样说过：

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

从这里看，宛如约翰·密尔《自由论》的口气，所以说，康梁所谓的民权没多少法国气，而更多的是英美味。曾亲自研究过约翰·密尔的严复，当然更是这种论调，还在《时务报》未问世之前，他就在《直报》上发表文章《辟韩》宣称：“民之自繇，天之所界也（注：严复将约翰·密尔《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文中今译自由者，均译为自繇）。”而民之自治之权，就来源于天赐的“自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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