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的议院，自王韬开始，一直是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热点。留学英国的严复，一有空闲，就爱钻到英国议院去旁听，而出使西方的外交官们，也常把观察议院开会当成一件趣事和要务。从中国人直观的感觉出发，他们敏感地发现这是中西政治中差别最大，也是差得最根本之处。也可以说，议院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心中的一个无法消释的“结”，更是一个“神话”，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话。

当然，在王韬那个时候，他对议院的认识还相当浮浅，认为议院的作用就在于使统治者以通下情。“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而英国政治，“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能而君否，亦不能行也”，故而“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所以“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而且，他非常自负地认为，议院政治实在是中国古已有之，而议院在泰西的存在，“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后来的何启、胡礼垣由于长期在西方受教育，并在香港从业，虽然对西方议会政治认识较清楚，但他们基本已游离于本土知识界，所以他们的认识，并不代表中国士人的认识水平。而郑观应的看法几与王韬相同，他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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