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我们读史，读的都是“大历史”，好像那些英雄都是不拘小节只干大事的超人。他们总是显得与众不同，不免让人想象其起居生活肯定漂浮在日常圈子之外，到底是啥模样更不是我们这些小民能够知晓的。随便举个例子，如果你问道：一个混迹官场多年的清朝官员会如当今的白领那样坐班吗？他因公因私的作息时间分际应该划在哪里？恐怕很难有人能马上回答上来。因为，作息时间就像条波澜不惊的枯燥流线，琐碎常态般流淌不息，却很难寻出什么意义。可是有人却偏不这样看，名史家杨联陞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他的看法是，作息有根本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工作和游憩时间的比率，是他在社会中所取所予的一个指数。为什么这么说呢？杨先生发现，中国古代王朝越到后期官员享受的假日越少，如唐代到元代十天就有一次休假，到明清却完全取消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公务员处理的事务越来越烦剧，繁文缛节不断增加，二是皇帝权力高度集中，自己都忙得够呛，还能轻易放过手下的这些官员吗？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皇帝上朝时间之早令人惊讶，一般都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如果上朝时间延至七八点举行就被认为相当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清朝皇帝相当忠实地遵守早朝的时间，说明这是个严谨恪守规矩的王朝。最近我读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员恽毓鼎的日记，其中的一些记载也验证了这个判断。只是日记里对上朝时间之早的描述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如一八九六年二月的一天，光绪皇帝要见官员，恽毓鼎必须四点钟就到景运门朝房等候，七点钟在乾清宫引见。三月初的日记则说某次上朝要三点钟出门，因为道路泥泞，抵达东安门时天已黎明，光绪帝先到中和殿看祝版，所谓看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员写的文件，然后再召见官员。也就是说，从家里赶到上朝地点，中间可能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然后还要在朝房等候许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泞，在车中颠沛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设备，还容易染上寒气，导致身体不适。怪不得恽毓鼎有一次见到光绪帝就感叹“天颜清减，深以为忧，竟无人敢以摄养之说为圣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脸色不好看都是让上朝过早给闹的，这声叹息颇似感同身受。如果是赶去颐和园上朝，就要起得更早。有一次给慈禧祝寿，恽毓鼎一点半钟起床，先到东宫门外詹事府帐篷歇息一阵，再向颐和园进发，此时的颐和园内灯火通明，光彩如昼，也验证了寿礼应是在黎明前后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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