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瘦得制服里几乎空荡荡的女警察带我们上楼来到皮特森探长办公室。我们走进一个宽敞的大房间，墙都是浓重的鲑鱼肉色，具有一种战后英国自豪的朴素，不露一丝奢华。房里有好几个高高的金属档案柜，还有一张朴素得出乎意料的木质写字台。透过一扇半圆拱形的窗户可以看到河的一道拐弯，在慵懒的夏日午后，学生们躺在河岸上享受着最后的日光。静止的金色河水，让我想起曾在伦敦巴比肯美术馆看到过的罗德里克·奥康纳的画。

在自己的办公室，朝后靠在大扶手椅里，皮特森看上去放松多了，不那么小心提防了，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不再把我们当作嫌疑人，而且想向我们证明，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卸下警察的面具，代之以寻常的、英国式的彬彬有礼。他站起身，把我们带到几张庄重的高背椅旁，椅子上的布料蒙面因为摩擦，已经有些绽线并且泛着光。在他回到写字台后的椅子上时，我留意到桌角上放着一个银质相架，里面有一张照片：年轻时的皮特森侧着身，正在扶一个小姑娘上马。按照塞尔登跟我描述过的情况，我本期望能看到一堆文件、报纸剪报，墙上或许还挂着一些已告破的案件照片，然而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办公室，很难知道皮特森究竟是一个朴素的典范，还是那种不愿过多暴露自己、因而可以调查别人任何事情的人。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副眼镜，一边用法兰绒布擦，一边瞟了一眼桌上散放着的几页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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