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府的生活，在我心目中，是有圣意的，因此为自己没有进入过它而感到遗憾。岁月流逝，要补上这一门大约不再可能，我只能从书本上去认识。汪曾祺老所写的关于西南联大的小说与散文，将流亡中的问学生涯，透出一股奇情浪漫，读书人与荒蛮地都是天真的，各有自己一派风流，也可算是风云际会。比如《跑警报》一篇，那时那地，无论工农商学，都要将值钱的家财随身携带，一旦警报拉起，就人在物也在；联大师生身无长物，大都是带书本和论文草稿，有一位印度学教授，则是提一只小小的手提箱，箱子里是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有人看过其中一两封，评价为：“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还有，《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读许多书，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沈先生的藏书：“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他读这么些书，上课却从不掉书袋，他只说自己的话，而且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汪老说：“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可是，众所周知，汪老受沈先生影响是很深的。大约这就是学府的方式，从中学习的，不是知识，那种告诉你，你就知道，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的，现成的概念，而是正好反过来，告诉你的，你未必就知道，不言声的，或许你却心知肚明。文章中，写到沈先生谈天，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我羡慕的不只是学问的本身，还是学问中人所过的这一种文雅、精致的生活。宗璞先生的，流亡大学题材的小说《东藏记》里面，对国难中的读书人，用了四个字形容：弦歌不辍，呈出这雅致里的坚韧。这样的生活是由学问积养而成，倘能身在其中，时间、空间与经验的量，都将增加扩充，使我们加倍享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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