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母亲茹志鹃留下的文字里，可了解一九四二年春夏至一九四三年春，她的行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母亲正就读圣经女子学校的美国校长回国去了，这所提供膳宿，学生多为孤儿的学校停办，于是，我母亲又无处可归。这一年，应我大舅舅，即母亲大哥茹茄之召，与她四哥茹志雄去往西天目山，进入浙西后方。

二〇〇三年盛夏，我寻母亲足迹往浙江，却是溯当年路线而行，第一到母亲的最末站，武康，现今的德清县。我母亲先是抵西天目山，国民党浙西行署下的“浙西民族文化馆”，找到她的大哥，由她大哥安排进山脚下的杭余临联中插班读书。不久，又转去武康，落脚武康县“民众文化馆”，再到武康中学插班就读。武康中学今天还在，改名为德清二中，校舍全新，当然不会是旧址。校前有一条河，名“余英溪”，因上游有桃花，溪水载了落英流于此，意境很美。这一回寻访，我是依《德清日报》社长张林华帮助，事前，张林华便找到当年与我母亲同过学的两位老人，至于“民众文化馆”，却无任何踪迹。

这天一早，从莫干山下来，直接往德清二中，见母亲的两位同学。两位老人，一为汪祖镕老师，一为余维英老师，直接间接地与德清二中有联系，这也是能找见他们的原因。汪老师就是本校的教员，是学校惟有的享离休待遇的职工，年轻的校长便敬让着他，不时要受几句排揎，再要谦恭地做些解释。汪老师的胸怀很大，从全国到德清，都有关心和批评的题目。对往事的回忆，汪老师是宏观地展开。他以为武康中学的历史并非如公认始于一九三八年，而是应该从一九三七年，苏州东吴大学附中搬至莫干山脚下的庾村算起。其时，日军已烧毁武康县城，但被京杭国道，即今日的一〇四国道阻住，不敢再进。于是，一个武康辟为两半，东边沦陷，尚余西边山区。上海、杭州、嘉兴等地，沦陷区的失业师生纷纷流亡到此地，与地方上开明人士，一同向国民政府要求办学。因大半县境被日军占领，没了税收，政府囊中空虚，便联合邻近几县，办起一所补习小学，是武康中学的前身。学校给予沦陷区的学生学费膳宿全免，本地的仍需付费，依余老师回忆，大约每月五元“白洋钿”，价值二百斤大米。所以，能够供起的，多是较为富裕的家庭，且也是一桩艰巨的负担。比如余老师，先是自己家供她读，读到付不出，停下，然后，定了亲的未婚夫家再又继续供她。余老师显然不像汪老师的生活顺遂，而是命运乖蹇。老伴原先是乡村学校的校长，只为一句话：“初级社还能收出学费，高级社倒收不出了。”戴上右派帽子，罚去农场改造，全家则遣返老家，从此，便过着土里刨吃的农人的生活。“文化革命”结束后，老伴平反复职，就在德清二中教书，可惜好景不长，仅过几年便得病去世。学校很仁义，将他们一个女儿调进学校做厨工，聊尽补偿之心。余老师看上去体弱多病，实际却比我母亲年长，而母亲已是故人了。大约是女生的缘故，余老师对当时的记忆，多是在日常起居方面，犹记得吃住的苦。一盆水在太阳下晒热了洗脸；顿顿腌笋，一百多人一顿仅吃油一斤，一周吃两回豆腐，算作打牙祭；学生要去安吉背米，还需上山砍柴。她对母亲的印象集中在两点，一是母亲来自上海，个子很高，体魄也很大，她用手比试着母亲的身量。二是母亲每礼拜日都往县里去，她就感到奇怪，母亲在县里有什么人呢？母亲去县里，是到我四舅舅处去。大舅舅安排母亲就读武康中学的同时，将四舅舅安排在《武康报》刻钢板。这两个细节被余老师反复讲道，虽然不多，可我以为十分靠实。汪老师的回忆是比较辽阔的，在细节上我却不免生疑，似乎带有想象的色彩。比如，他说：你母亲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我从未见母亲写过毛笔字。于是冷不防地测他一下：您看我与我母亲像不像？他迅疾回答：不像，你母亲脸架子与你两样，是见方的。他说得不错。还有一点，则是两位老师共同的印象，那就是母亲的姓，“茹”，十分少见，引起大家的注意。母亲留给他们的印象很淡薄，我想，一是因为同学时间短，二也是因为，显然母亲不太与人打拢。母亲在他们描绘下，显得很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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