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穆罗夫见他默默不语，便乘虚而入，突然变得比先前哪一次都要健谈。话主要是冲着万尼亚说的，谈起了他死里逃生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雅尔塔，”斯穆罗夫说，“那时候白卫军已经撤离。我计划组建一支游击队继续与红军周旋，所以拒绝与别人一起撤走。起初我们藏在山里。在一次交火中我负了伤。子弹穿过我的胸膛，刚好没伤着我的左肺。醒过来时，我仰面躺着，只见星星在上空游动。我怎么办？我一个人躺在山谷里，流血丧命。我决定想办法去雅尔塔——风险很大，但我想不出别的办法。这需要难以置信的劲头。我走了整整一夜，主要靠手脚并用地爬行。最后，天蒙蒙亮，我到了雅尔塔。街道还在沉睡。只是从火车站方向传来枪声。毫无疑问，那里正在枪决人。

“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位牙医。我去了他的住处，在窗户下面拍了拍手。他向外一望，认出了我，立即让我进屋。我藏在他家把伤养好。他有个年轻的女儿，体贴入微地护理我——不过那是另外一码事。显然，我的出现使我的救命恩人处境极其危险，所以我急着要离开。可去哪儿呢？我反复琢磨，决定北上，因为有传言说那里又在重燃战火了。于是有天晚上，我与我那好心的朋友拥抱诀别，他给了我一些钱，如上帝许可，我迟早要还钱的，于是我又一次走在熟悉的雅尔塔街道上。我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穿着一件破旧的战地上装。我直奔火车站。一名红军士兵站在月台入口，检查证件。我有通行证，上面写着姓名：索科洛夫，职务：军医。红军守兵看了一眼，把证件还给我，本来已经万事大吉了，可偏偏遇上了一点倒霉事。我突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十分平静地说，‘他是个白匪，我认识他。’我头脑冷静，不张不望，一副要上站台的样子。可我刚刚走了三步，就有一个声音，这一回是男人的，喊：‘站住！’我站住了。两名士兵和一个戴皮军帽、相貌粗俗的红脸女人把我团团围住。‘是的，就是他，’那女人说，‘抓住他。’我认出来了，这个共产党是从前给我的几个朋友干过活的女佣。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她对我一往情深，但我总发现她肥唧唧的，而且两片肉乎乎的嘴唇特恶心。又来了三个兵和一个穿半军半民服装的政委模样的人物。‘走。’他说。我耸了耸肩，又冷静地说肯定抓错人了。‘到时候我们会弄明白的。’政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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