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我亲爱的费奥多·罗伯托维奇，回头简短地说说那个无赖。我怕这样做会惹你心烦，不过，用魏玛天鹅的话说——我指的是著名的歌德——（接着是一句德语）。因此允许我再说说斯穆罗夫先生，请你尝几口心理分析的小菜……”

我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一幅画着丁香紫的高山草场的牛奶巧克力广告。这是我正式放弃刺探斯穆罗夫不朽之秘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封信真的穿过万里关山进入下个世纪，它的称号——一个带有两三个〇的年份——美妙到了荒诞的地步，那我还在乎什么呢？一位早已作古的作者以什么样的画像，用自己恶心的说法，“款待”他不甚了了的后代，这干我什么屁事？不管三七二十一，现在难道不就是大好时机：我该放弃自己的事业，取消搜索、监视、把斯穆罗夫逼向绝境的疯狂努力了吗？哎，这是心里唱高调：我心知肚明，世上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我看这封信。

“我有这么一个印象，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写信给你说过。斯穆罗夫属于我曾称之为‘性左派’的那类怪人。斯穆罗夫的整个外表，他的脆弱，他的颓唐，他的矫揉造作的姿态，他对科隆香水的喜爱，尤其是他一贯对卑微的仆人投去的偷偷摸摸、激情似火的目光——凡此种种，早就证实了我的这一推测。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在性问题上不幸的个人，尽管身体上渴望成为男性生殖力成熟的典范，却往往选择一个女人——一个他们很熟、认识或不相识的女人——作为他们的（完全柏拉图式的）爱慕对象。所以斯穆罗夫，尽管性反常，却选择瓦尔瓦拉做他的理想目标。这个漂亮但相当愚蠢的姑娘已经跟某位穆欣先生订婚了，此人是白卫军最年轻的上校之一，所以斯穆罗夫确信他不会被迫与任何女人做他既做不了又不想做的事情，即便她就是那克娄巴特拉本人。何况，‘性左派’——我承认我发现这个说法特别贴切——常常养成一种违法的倾向，这种违反在他身上可得寸进尺了，因为违背法规或违背自然已经存在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朋友斯穆罗夫决不是个例外。想想看，最近有一天，菲利普·伊诺肯季耶维奇·赫鲁晓夫给我透露斯穆罗夫是个贼，一个最丑恶意义上的贼。原来，跟我谈话的这位把一个上面有玄奥符号的银鼻烟盒——一个年代久远的物品——交给他，要他拿给一位专家鉴定一下。斯穆罗夫拿走了这个漂亮的古董，第二天却向赫鲁晓夫宣称他把东西丢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听着赫鲁晓夫的故事，给他解释说，有时候偷窃的冲动是一种纯粹的病理现象，甚至有个学名——盗窃癖。赫鲁晓夫，像许多讨人喜欢但见识有限的人一样，开始天真地否认在此事中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盗窃癖’而不是罪犯。我没有提出无疑会说服他的一些论据。对我来说，一切是明摆着的。我非但没有给斯穆罗夫扣上丢脸的‘贼’的帽子，而是真心替他难过，尽管这好像显得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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