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得不很吉利。在十月份一个阴暗潮湿的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分，怀着满足某种不可思议的戏剧感的愿望，在第一次正式去见我学院的导师E·哈里森时，我穿戴上了新得到的深蓝色学位袍和黑色的四方帽子。我走上一段楼梯，敲响了一扇半开着的厚重的门。“进来，”远处的一个声音沉闷而生硬地说道。我穿过一间算是等候室的房间，走进了导师的书房。棕色的黄昏已经抢先而至。书房里光线很暗，只有一个大壁炉里的火光，壁炉旁一个朦胧的身影坐在一把更为朦胧的椅子里。我一边往前走一边说：“我的名字是——”一脚踩翻了放在哈里森先生低矮的柳条扶手椅旁的小地毯上的茶具。他咕哝着从椅子上侧身弯腰把茶壶扶正，然后把打翻的又黑又湿的茶叶捧起放回到茶壶里。就这样，我一生中的大学阶段在难堪的气氛中开始，而且在我三年住校期间它还不断相当顽固地一再出现。

哈里森先生认为让两个“白俄”合住是个好主意，因此，起初我在三一巷和一位感到困惑的同胞合住一套公寓房间。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学院，我成了那些校外寄宿舍的唯一住宿者。比起我遥远的、此时已经不再存在的家，它们似乎脏得令人难以忍受。我清楚地记得壁炉台上的点缀物（一只玻璃烟灰缸，上面有三一学院的饰章，是过去某个住宿者留下的；一个海贝壳，我在里面找到了囚禁其中的自己的一个海滨夏季的嗡嗡回声），以及女房东的旧机械钢琴，一件可怜的发明，满是断裂了的、压挤了的、交缠起来的乐曲，你试听上一次就再也不会去听了。狭窄的三一巷是条肃穆而且相当凄凉的小街，几乎没有什么车辆行人，但是有着始于十六世纪的悠久而可怖的历史，那时叫芬德西尔弗巷，虽然实际上由于当时它的街沟极端糟糕，人们通常用一个粗俗的名字称呼它。寒冷使我受了不少罪，但是有些人称剑桥宿舍里的极地温度使得脸盆架上水罐里的水结成坚冰，这话并不确实。事实上，只不过在表面上有薄薄的一层冰而已，很容易用牙刷把它敲成叮当作响的碎片，回想起来，这声音对我美国化了的耳朵甚至有着某种节日喜庆的感染力。除此之外，起床就没有任何乐趣了。我骨头里至今仍然感觉到早晨沿三一巷走到浴室时那刺骨的寒冷，你拖着步子，喷出一股股苍白的水汽，睡衣外面穿着一件薄薄的晨衣，胳膊下面夹一个塞得满满的盥洗用品防水袋。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诱使我贴身穿上使英国人秘密地保持温暖的“羊毛内衣”。穿大衣被认为是女人气。一般的剑桥本科生，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左派诗人，通常的穿着都有坚固结实和颜色暗淡的特点：鞋子是厚厚的橡胶底的，法兰绒裤子是深灰色的，叫做“jumper”的、穿在诺福克式外衣里面的对开襟针织厚运动衫是保守的棕色的。我想可能被称做同性恋的一帮人穿的是旧的浅口无带皮鞋，极浅的灰色法兰绒裤子，亮黄色的“jumper”和一套上好的套服的上装。那时，我年轻时对衣着的专注已经开始减弱了，但是，在俄国的正规风气之后，穿着浅口便鞋四处走动，可以免用吊袜带，衣领缝在衬衫上，似乎是件挺好玩的事情——在那些日子，这是大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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