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很快地接近塞巴斯蒂安感情生活的关键时刻。我想了想我仍面临的任务，当我根据它来考察已完成的工作时，深感忐忑不安。到目前为止，我对塞巴斯蒂安生活的描述公正吗？是否像我先前所希望做到的那样？是否像我现在描述他最后阶段生活时所希望做到的那样？使用外语惯用语的困难和文学创作经验的缺乏，都不会让人感到过分自信。可是尽管我在写前几章的过程中可能犯过错误，我还是决心写下去，支持我的是一种隐密的认识：塞巴斯蒂安的幽灵正用某种循循善诱的方式努力给我提供帮助。

再有，我现在已得不到那么多精神上的帮助了。诗人P·G·谢尔登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间曾与克莱尔和塞巴斯蒂安交往甚密。我那次与克莱尔仓促相遇后不久便去拜访了谢尔登，他很和善，愿意把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两个月之后（当时我已开始写这本书了），又是谢尔登告诉了我克莱尔的死讯。克莱尔看起来是那么正常、那么健康的年轻女人，她怎么会因大出血而死在空空的摇篮旁边呢？谢尔登告诉我，在《成功》证明了它的标题名副其实的时候，她有多么高兴。因为《成功》这次确实成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本优秀的书会失败，而那本同样优秀的书却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其原因将永远是个谜。与塞巴斯蒂安的第一本小说的情况一样，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为了让《成功》受到热情的宣传和热烈的赞扬而动一根手指头，也没有拉关系走后门。当一家剪报社开始不断地给他寄来赞扬他的书评样张时，他拒绝订购那些剪报，也绝不感谢那些好心的评论家。在塞巴斯蒂安看来，一个评论家说出自己对一本书的看法不过是履行职责，对这样的人表示感谢是不恰当的，甚至是侮辱，因为评论家做出的评判本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如果感谢他，就意味着对他那冷若冰霜的平静态度报以温暖的感情。再说，塞巴斯蒂安一旦开始感谢某个评论家，就不得不对其以后的每一行评论文字感谢来感谢去，唯恐突然停止感谢会伤害人家；最后，这种潮湿眩晕的温暖会发展下去，因此，无论这位或那位评论家多么以讲实话著称，心存感激的作家可能永远无法确知评论的字里行间是否悄悄掺杂了个人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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