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巴黎的最后那个冬季临近结束的时候，在某个神秘时刻，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转机。新的温暖、新的亲密、新的温柔，潮涌般增强并扫除了所有距离的错觉——争吵，沉默，猜疑，退入自爱的城堡，诸如此类——这一切阻碍了我们的爱，而错都在我自己身上。我无法想象一个伴侣会比她更加亲切、更加快活。亲昵的举动，充满爱意的称呼（对我是用俄语的形式）又重新进入我们的日常交流。我打破了写作诗体中篇故事《望月》时的清规戒律，和她一起在树林里骑马，或者尽心尽职地陪她去看时装表演和先锋派赝品画展。我克服了对“严肃”电影（用政治上的牵强附会来诠释令人伤心的问题）的鄙夷，她却偏爱这类电影，而不喜欢美国电影的插科打诨和德国恐怖电影的特技摄影。我甚至还去她所在的一个相当差劲的英国女士俱乐部作了一场报告，谈了我在剑桥大学的情形。最后，我向她透露了下一部小说（《投影描绘器》）的情节。

一九三○年三月底或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她偷偷朝我房间里张望，我让她进来，她递给我一页打印稿的复印件，标号444。她说这是她那部冗长故事里某个片段的初稿，她将不再对那个故事作任何增加，而要删削。她说，她感到很为难。戴安娜·凡内，一个配角，总的说来是个相当不错的姑娘，逗留巴黎期间在一所马术学校里邂逅一个行为怪异的法国人，科西嘉裔，或者是阿尔及利亚裔吧，热情，冷酷，狂躁。他误以为戴安娜是他以前的恋人——尽管她打趣地抗议，可他还是坚持这么认为——也是一个英国姑娘，他已经有很多年没见到她了。这里有一种幻象，作者说，一种挥之不去的幻想，戴安娜活泼轻佻，聪敏幽默，在二十来节马术课中接受了朱尔斯的感情；但随后他对她的关注越来越真实，而她却不再和他见面。他们之间什么也不曾发生，但他就是无法接受劝告，仍然错将她当作自己曾经拥有或自以为曾经拥有的那个姑娘，因为那个姑娘也极有可能只是此前某一段恋情所残留的幻象，或是记忆中的呓语。这是一个极为怪异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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