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因多尔城堡，贝尔就读的迷人的瑞士寄宿学校，位于罗讷河畔迷人的拉里夫城一座三百米高的迷人山坡上，由奎恩大学法语系的某位瑞士籍女士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向路易丝推荐。另外还有两所条件基本类似的“淑女”学校，但路易丝选择了瓦因多尔，仅仅因为一句偶然的评论，评论者甚至不是她的瑞士朋友，而是在一家偶然选中的旅行社里偶然遇见的一个女孩，她用一句话概括了这所学校的品质：“有很多突尼斯公主。”

学校教授五门主课（法语、心理学、礼仪、缝纫、烹饪）和各类体育活动（由前著名滑雪运动员克里斯蒂娜·迪普拉指导），还有十几门辅修课可供选择（能让最是相貌平平的女孩留在学校直到结婚），包括芭蕾舞和桥牌。另外一个额外的好处——特别适合孤儿或被遗弃的孩子——是有一个夏季学期，以远足和自然课来填补一年里最后的剩余时间，几个幸运的女孩在女校长德蒂尔姆女士家中度过，那是阿尔卑斯山间的一座小木屋，海拔比学校更高出大约一千两百米：“在晴朗的夜晚从城堡眺望，”学校简介中用四种语言写道，“只见小木屋的孤独灯光在黑黝黝的群山中明明灭灭。”学校每年还为当地的各类残疾孩子组织某些野营活动，由我们那位擅长医术的运动女指导负责。

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有时候，很难得，我会背着路易丝——她坚决不肯花五十美元去听贝尔断断续续地说二十个单音节词——从奎恩打电话给贝尔，但这样几次电话之后，我却收到德蒂尔姆女士的一封短信，请我不要再打电话让贝尔不安了，于是我只好退缩进黑暗的壳。黑暗的壳，我内心的黑暗之年！可奇怪的是，那些年恰好是我创作《海滨王国》之时，那是我最具活力、最热闹也是商业上最成功的小说。它的需求、它的趣味和喜爱、它复杂的意象，多少弥补了我亲爱的贝尔不在身边带给我的遗憾。它也必然会减少我和她之间的通信（那些善意、随性、矫揉造作的信，她很少费神作答），尽管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如今痛苦地回想当时，更令人吃惊，自然也更令我费解的是，我的自娱自乐竟严重影响了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那一年她和一个留着金胡子、思想激进的美国青年私奔了）我们的探望次数及时间。有一天我们讨论现在的日记时，你惊讶地发现，在那三年暑假期间，我仅仅见过“亲爱的贝尔”四次，仅仅两次的逗留时间有数周。不过我得说明，她坚决不肯回家度假。当然，我不该将她扔在欧洲。我应该选择在那个地狱般的家里，在一个幼稚的女人和一个忧郁的孩子之间痛苦地忍受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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