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纪念各种百周年的人有时不免忧虑，害怕自己是在评价一个日渐凋萎的幽魂且不得不预言它那正在迫近的彻底消逝；不过，谈论《鲁滨逊漂流记》这种担心就全然不必，连如此想一想都十分荒唐。的确，到1919年4月25日，《鲁滨逊漂流记》就问世200年了，然而根本没有引发人们是否还读它、是否还将继续读它这类常见的猜想，200周年纪念日的效果是让我们惊叹永恒而不朽的《鲁滨逊漂流记》竟然才仅仅存在了这么短一段时间。那本书不像是单一作者的努力成果，更像整个民族孕育出的无具名之作；庆贺它的百年生日，简直就如为巨石阵举行百年纪念。类似的感受可以归因于我们都曾在童年时代听人朗读《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因而，笛福和他的故事对于我们，几乎就像荷马之于希腊人。我们从来不曾想到真的有个人叫笛福，若是有人说《鲁滨逊漂流记》是某个摇笔杆的人编出来的，要么会引起我们的不快，要么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童年的印象存留得最久，也刻印得最深。至今，我们仍觉得丹尼尔·笛福的名字似乎没有资格出现在《鲁滨逊漂流记》的书名页上，而且，纪念该书问世200周年，不过是在轻描淡写并且毫无必要地提一句它仍旧存在着，就像巨石阵。

那本书享誉天下，后果却对作者不太公平；因为这虽然使他隐姓埋名地领受了莫大荣光，却多少掩盖了他作为作家还曾写过其他作品这一事实，而其他那些书，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小时候没有人大声读给我们听。因此，1870年《基督教世界》的编辑呼吁“全英格兰的男孩和女孩们”为被闪电击中损毁的笛福墓重修墓碑之际，大理石碑上仅仅刻着“纪念《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根本没有提《摩尔·弗兰德斯》。考虑到《摩尔》一书——还有《罗克萨娜》《辛格尔顿船长》《杰克上校》等——的题材，不提它们我们倒也不奇怪，但是却不能不为这种遗漏感到气愤。如笛福的传记作者莱特先生所说，那些书都“不适于摆到客厅的桌子上”。不过，除非我们想让那件十分有用的家具当趣味的最终裁决者，否则就不能不感到痛惜，因为那些作品的表面的粗鄙，或许还加上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普遍赞赏，使得它们没能如理所应当的那样享有更大的声誉。在任何可以算是当之无愧的相关纪念碑上，至少《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娜》的篇名应该和笛福的名字同样被深深刻下。它们位居少数被我们称之为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品之列。纪念它们更出名的同伴《鲁滨逊漂流记》。">问世200周年的契机也应该引导我们思考：它们与后者相似的伟大之点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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