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古怪，大战事的影响总是断断续续的。法国大革命攫住了某些人，把他们的生活撕裂，却悄然放过了另一些人，没有扰动他们一根发丝。据说奥斯汀从未提过法国革命；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的作者。">对之置若罔闻；花花公子布卢梅尔丝毫不曾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对华兹华斯和葛德文来说，这场革命乃是曙光，他们从中明白无误地看到：

法兰西屹立于金色时光之巅，人类的本性仿佛正重逢新生。

一个善于渲染的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就能把这种顶顶触目的对比并列起来——一面是切斯特菲尔德街的布卢梅尔，他的下巴小心翼翼地安放在领结上，用绝无粗俗的重音而且细加斟酌的腔调讨论着外衣翻领应如何裁剪；另一边在索默斯城有一伙衣衫不整的兴奋的年轻人聚会，其中一位脑袋太大、鼻子过长的先生每天都在茶桌上侃侃而谈，议论人类的从善性、理想的团结统一，以及人权，等等。在场的人中还有一位妇女，眼睛非常明亮，谈吐极为热切，那些年轻的男人——他们拥有的是些中等阶级的姓氏，诸如巴罗、霍尔克罗夫特或葛德文之类——干脆称呼她“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就好像她是否已婚无关紧要，就好像她和他们一样是个男性青年。

知识者当中的这种触目的不一致——查尔斯·兰姆和葛德文，简·奥斯汀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都是智识高拔的人——表明了环境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着见解。如果葛德文生长在伦敦圣殿法学院区，或是在基督慈幼学堂深受古物和古书的濡染，他很可能对于浮泛地谈论人类未来以及人的权利根本不感兴趣。如果简·奥斯汀幼年时曾经横躺在楼梯口阻挡她父亲殴打母亲，她心中也一定会燃起对暴君的强烈仇恨，她的小说也一定会充满对正义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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