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并非为琦善翻案而作。本人对琦善也无好感。更何况翻案的工作，早在30年代时，蒋廷黻教授就已经做过。我也不同意蒋先生的基本观点——把琦善描绘成“远超时人”的外交家。我以为，在处理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关系上，琦善只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并无精明可言。写上如此一大堆为琦善辩诬的话，目的并不是辩诬本身，只是为能突出地思考这些问题：

为何把琦善说成卖国贼？

这种说法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说法的存在有何利弊？

我以为，在检讨以往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不应也不能回避。本书以此为绪论，也反映出本人的思考过程。

对琦善的非议，实际上很早就有了。

检视鸦片战争的中文资料，即使在战争进行期间，对琦善的指责就已比比皆是。这类批评大多可以归类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第三、第四项罪名。战争结束后出现的第一批中文著述，其中最能代表当时人（尤其是士大夫）思想，且又影响到今人的，是《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和《中西纪事》。这批著作毫无例外地对琦善持批判态度，把他描绘成大清朝的“奸臣”。

这是为什么呢？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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