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一直是大唐帝国的命脉。

长安城作为大唐的都城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粮食供应。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百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必须依赖经大运河从江淮地区运来的粮食。这个转运的过程一旦出现阻滞，长安城立即岌岌可危。开元末年，玄宗皇帝改革漕运，采取了沿途修仓、分段转运的方法，建立了河阴、柏崖、集津、三门诸仓，才有效地解决了困扰长安城多年的粮食问题。大唐皇帝总算不必碰上荒年就拖家带口，领着文武百官迁徙东都洛阳就食了。天宝三年，玄宗皇帝高兴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

言犹在耳，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最美好的愿望总是要用最残酷的方式摧毁，这才是人类为自己的愚蠢和自满所付出的代价。

孤独地死在太极宫的玄宗皇帝看不见了，若干年后他的子孙们仍然在为漕运而苦恼。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拒绝纳税。帝国对江淮漕运的依赖日益为甚。

自从宪宗皇帝下令将河阴仓作为供给淮西军粮的暂存地后，河阴县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此地本来只是一个渭河边的小村落，从开元后期沿岸建起一系列大仓，驻扎了守卫的军队，又为负责转运的官员建立驿站，市面渐成气候。

如此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按理说必须进行军事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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