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时刻，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罪恶行径给予愤怒斥责。老一辈革命家的壮举，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一系列艰难斗争中的一次大较量、大搏斗。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抗争。可是，这场正义的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对于1967年的二月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共中央才正式推倒原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九大文件所作出的错误“定性”，并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亲自主持《历史决议》的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但是，这场“大革命”实际上仍未被党内多数领导干部（主要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所接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红卫兵运动”中，各地、各部门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绝大多数被视为害怕“革命”甚至反对“革命”而遭到“炮打”和批判。同年10月，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潮，愈来愈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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