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林彪事件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就必然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仇视和反对。

和林彪集团一样，江青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这两个集团就相互勾结，彼此利用。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中，它们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曾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江青等人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会议，攻击、污蔑周恩来，同时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因此，在实现政治野心方面，江青一伙与林彪一伙并无本质区别。林彪集团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直接威胁。但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又造成对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胁。这是因为，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解之缘，煽动极左思潮的不仅有林彪一伙，原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更脱不了“干系”。在江青一伙眼里，“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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