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思忠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实践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读过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实行者的勇敢思考》；文章中的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解思忠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的特点。

进入国务院后，解思忠在治学道路上开始了一个转变，即由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的转变；与此同时，他本人也经历了一个由作家向学者的转变。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他体会到作家与学者之间既有矛盾之处，也有相通之处，正如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所说的：

学者追求的是理性与逻辑，必须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作家，尤其是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最好能保持一种朦胧状态；若像哲学家一样思维过于周密，表述过于准确，就会丢掉文学中最感性、最形象，也是最生动活泼的东西。正如有人所说，作家不可太聪明，太聪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聪明的作家往往自我扼杀最宝贵的感情，或者十分愚蠢地使这种感情庸俗化。我甚至认为，文学是傻子写给傻子看的东西。

作家与学者也有相通之处。作家要想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存在，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不行的。前些年一位作家有感于许多同行的学术水平低，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曾提出过‘作家学者化’；后来，又有一位学者有感于许多同行知识丰富而才思枯竭，论文的表达方式常常是知识的堆积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思考，使得多数学术圈外的读者往往因缺乏兴味而不能卒读，其研究成果难以在人民大众之中传播，所以也曾提出了‘学者作家化’。‘化’，诚然是很难做到的，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向学者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也不妨碍学者向作家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成果能插上文学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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