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严格说来，居政而有实权者只限于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只不过是陪衬。吴姓士族政治上不能获得更多好处，经济上却必须坚守既得利益，不容侵犯。王敦起兵，曾责备刘隗辈行刻碎之政，其中一条是“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唐长孺先生认为侨民旧籍无从稽查，依旧名所取的当为江南土著豪强地主的佃客，因而王敦此举，意在联系江南大姓，激起他们对晋室的怨恨和反抗。这一分析是中肯的，同以后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为兵，激起东南八郡大姓和被征发者一起反抗，情况大体一样。

吴姓士族坚守自己的经济利益，东晋政府正常的租赋兵徭取给，越来越困难，而兵役征发，困难尤大。因此，从北方南来止于江淮的流民群，就成为东晋朝廷注目的对象。流民群驻足未稳，田宅不立，同仇敌忾，有抗胡的热情。但是他们在艰险中觅道南来，本未受江左政权的羁绊，对江左政权未必竭诚效忠。江左政权也必然能够理解，流民群可用而未可随意用，要用得其时，用得其法，用得其人，用得其所，而且还要估计风险。虽然如此，朝廷每当困窘之时，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流民群。可以说，东晋一朝大事，几乎都与流民群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

征发零散流民之为扬州与江南诸郡僮客者为兵，成为王敦之乱的导火线，是众所周知的。东晋为平王敦之乱，没有其它兵力可资凭藉，仍然只有动用流民武装。此事发谋于郗鉴、桓彝等人而为明帝采纳，卒灭王敦。但是作为后果，却孕育出流民帅苏峻之乱，这当然是郗、桓辈始作桶者和晋明帝始料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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